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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中由大学易长与国民党的派系之争

时间:2021-10-25 10:02:46 浏览次数:

[摘要]1948年围绕中山大学校长王星拱的去留而展开的政治角力,背后不仅牵涉国民党内各种派系的争权夺利,而且卷入国共斗争的漩涡。从抗日战争后国内政局波谲云诡的全局观察,可以凸显近代中国大学作为社会脉点的重要位置。大学内部的国民党派系冲突,造成国民党形象的私利化,一方面使得校内师生对国民党日益离心离德,另一方面激起社会的连锁反应,成为其失去大学乃至整个政权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中山大学 王星拱 朱家骅 CC派

[中图分类号]K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1—0097—09

民国学界的乱象之一,是各大学易长往往牵扯各种政治势力明争暗斗的矛盾纠葛,因而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时引起轩然大波。在此过程中,为了争夺或是维护权利,各派反复较量厮杀,台面台下的斗争进一步加剧。能量的充分释放与展现。导致包括人事在内的权力格局的重新洗牌,或此消彼长,或重归平衡。如此,大学校长的更换,影响早已超越学校内史的范围,成为政局波澜起伏的指向。1948年围绕中山大学校长王星拱的去留而展开的政治角力,背后不仅牵涉国民党内各种派系的争权夺利,而且卷入国共斗争的漩涡,惊动最高当局。这一事件放在学校内史的框架之下,自然无足轻重,只能轻描淡写。一旦纳入抗日战争以后国内政局波谲云诡的整体架构之中,便全然改观,可以凸显近代中国大学作为社会脉点的重要位置。此事原来的公开报道只见表面,近年来,随着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藏朱家骅档案的利用渐趋便利,可以与其他资料相互印证,深入内幕,究明真相。

一、学潮与倒王

1949年7月21日,“在各路解放大军直趋华南,‘石牌’儿女正以紧张学习来迎接解放的时候”,《华商报》刊登了题为“陈可忠滚蛋·张云上场:看朱家骅控制中山大学阴谋”的广州通讯,其重心不在指摘新旧校长以及易长之事,而是试图揭示中山大学校长人选“为什么变来变去都是朱系门内的‘一丘之貉’的原因”。通讯称:

事实上,从朱家骅在中大做校长时起,这个反动头子便在中大收买甘心做奴才的“教授”、“学生”、同时不断的把它的爪牙插入中大来,树植他的反动势力。在反动统治的全盛时期,号称“无孔不入”的CC势力。在中大亦无法立足。虽然在坪石时候CC曾导演过一次包围张云,强迫下台的丑剧,但当复员后朱重长伪“教部”,委王星拱做校长,王一上台便把CC的毛礼锐(当时毛是师院院长)一脚踢走,同时把CC的爪牙如陈粤人、袁飞翰、何心石等连根拔除。此后,实际上,中大便成了“朱家天下”。虽然王星拱不是朱派人物,但一切大权都落在朱派人物手上。同时,还特地派一个喽罗宋嘉贤以“秘书其名,监视其实”的跟着他,使他动弹不得,迫他不得不辞职。王星拱下台后,朱便一意提拔他的忠实干部陈可忠,但苦于陈可忠在国内外无藉藉名,同时又鉴于接长台大不成的经验,便决定采偷龙转凤的手法,把自己袋里的一等王牌张云打出来,使他担一个校长的假名,叫陈可忠代理。陈到任后,虽然有朱家骅撑腰,但因为自己没有威望,又没有班底,单人匹马来到石牌,一抵埗即给地头蛇打了个杀手锏,险些儿登不上台。幸得几次“疏通”,并请朱家骅亲自出马,才把对方的势炎压下来。陈可忠摔了这一交之后,便深深觉悟到要在中大立足,只有跟同学合作,所以一年来陈在与同学或多或少的“合作”下总算没有被挤出中大。但为什么又要在这个时候下台呢?据陈的表示是因为“健康问题”,但查实陈的下台一方面是因为当局不满他对同学的“软弱”政策,要他滚蛋。另一方面是因为反动当局决定不迁校,他不肯做俘虏,所以便愤然一走了之。这样陈可忠的离职便成了定局,一向被视为朱系“王牌”张云,便脱颖而出了。

此则通讯提示三点:其一,此次张云取代陈可忠,不过是上一次中大易长即王星拱去职的余波回澜。其二,王星拱的上台与落台,与朱家骅牵连不小。其三,中大易长背后,隐藏着朱家骅与CC派在大学系统的争权夺利,彼此倾轧。由于后来时事的变化以及通讯所取的立场,所谈及的三点固然部分反映了事情的真相和时人的观感,但也不免表面甚或误解,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究讨论。

关于王星拱的去职,现有的三种中山大学校史中,只有最后撰写的《中山大学史稿》简略提及曰:“1948年6月,王星拱校长因病辞职,国民政府教育部提请行政院任命张云担任校长,当时张云尚在国外,教育部同时提请发表陈可忠代理。同年10月,张云回国辞去校长职务,陈可忠继任校长。”此说不错,只是背后的情形远比上述复杂,所牵涉的不仅仅是国民党内部的纠纷,还有国共冲突的大背景起作用。

王星拱在抗日战争后于1945年12月正式接长中大,此前中大的正式校长为邹鲁,而由金曾澄代理。抗战期间,中山大学辗转迁徙,遭受重创,图书设备和师资均受到很大影响。王星拱留学英国,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后长期担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接长中大后,提倡学术自由,聘请多位知名教授,扫除在教育界势力极大而声名狼藉的CC派势力。对学生的态度也比较开明。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促进宪政实现之各种必要措施案”,其中内容之一,是各级学校不设党部。随后,全国各学校的国民党党部陆续关闭。此举对于国共两党在大学师生当中力量对比的升降变化,很快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山大学师生中的中共党组织及其外围组织迅速恢复发展,并且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罢课抗议活动,声势日渐壮大。中山大学因此被称为“民主堡垒”和广州“小解放区”。随着国民党统治危机的深化和财政金融的恶化,教师群体也开始出现不稳定的倾向。

有知情者这样描绘当时中山大学学生的异动和当局的无所作为:“中大内部情形日见恶劣。最近文学院学生以标语传单‘驱逐’外文系主任周其勋先生,并对其他系主任之同样举动,亦已布置就绪,而在位者束手无策,旁观者乘机取利,开学以后想益将不宁矣。……来此数月,耳闻目见,益为中大前途悲观,东南教育之未来恐惧,国家耗费亿万,维持此形同地狱之文化衙门,殊有辱此有历史性之学府,而无以对百粤之青年矣。”这位知情者虽然站在政府立场,似非存心与学生为敌,他对朱家骅向合众社记者发表关于最近学潮的谈话表示不胜感慨,认为所说各点“亦具至理”,还是坦率指出:“对青年对学生,以理喻以情导忍让处之较为得计,如加之以其他准绳,恐益生枝节,不可收拾。时局如此,人心惶惶,铤而走险,意中之事。”

眼看局势快要失控,广东的国民党各级组织大为不安,暗中酝酿倒王行动。1948年2月2日晚,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委余俊贤、广州市党部主委高信等召集学运小组举行会议,“议决推倒中大校长王星拱,另拥蒋梦鳞继任。其步骤1、向宋主席献议;2、向吴秘书长献议(吴原定今日下午三时抵穗);3、联名向朱部长献议:4、向高廷梓及任园荣疏通。”2月7日,朱家骅接到任国荣2月3日所发关于广东学运小组密谋倒王,提请教育部对此事如何应付,须及早准备的报告,认为所议“似不甚妥”2月13日,朱又接到洪谦报告中大内部情形的信函,即分别致函王星拱和复函洪谦,要求“尽速彻底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