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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编译馆在北碚

时间:2021-10-26 11:40:59 浏览次数:

南京国民政府国立编译馆是在教育部编审处基础上筹建的,编审处处长辛树帜被任命为第一任馆长,于1932年6月14日正式成立。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10月国立编译馆奉令迁徙,先是迁至庐山,随后又迁至长沙。1938年1月,再迁至重庆。1939年5月,重庆遭日军疯狂轰炸,编译馆奉令疏散,又迁至四川江津县白沙镇。1942年3月,国立编译馆合并了教育部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和中国教育全书编纂处,从白沙迁至北碚,开始了国立编译馆的北碚时代。北碚位于嘉陵江北岸,当时距离重庆五十多公里。卢作孚于1927年即以此地为中心开展乡村建设运动,至1936年春,四川省政府批准成立“嘉陵江小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1937年12月,重庆成为战时首都,北碚被划为迁建区。北碚有整洁的旅馆,相当大的饭店、浴室、银行,还有公园、体育场、戏馆、电灯和自来水,俨然已成为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小城,其安静与整洁又远非重庆可比。北碚交通便利,有公路直达青木关,能转到重庆。国立编译馆在此待了将近五年,人员从八十人增至二百一十多人,堪称国立编译馆历史上最为兴盛的时期。

1942年3月国立编译馆扩充改组后,教育部长陈立夫兼任馆长,原馆长陈可忠降为副馆长。陈可忠是一位化学家,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1926年获芝加哥大学化学博士学位,1932年6月14日国立编译馆成立后任自然组主任。编译馆第一任馆长辛树帜1936年辞职后,陈可忠接任馆长。陈可忠除了积极筹划化学讨论会,推动成立中国化学会,领导审定化学名词术语等专业学术活动外,作为一馆之长,他自称半生精力尽在国立编译馆。梁实秋与陈可忠曾是同学,他称赞陈可忠能忍常人所不能忍,度量之宽宏当世无出其右,编译馆早年之擘画经营以他为首功。国立编译馆性质单纯,需要长期稳定才能有功绩,但有时政府人事波动亦影响这一类似于学术研究性质的机关,“陈可忠独任艰巨,多方肆应”。关于陈立夫兼任馆长之事,与辛树帜、陈可忠皆有深厚交情的顾颉刚在1941年12月20日的日记里感慨:“我辈无组织,最易给人各个击破。树帜西北农学院,往事可鉴。可忠得陈立夫信,谓自明年元旦起,国立编译馆长由立夫兼代,可忠降为副馆长,又是一场风波。他们结党营私,我们亦必结党营公,方克抵制。然我辈出路多,个人可以独立生存,故结党亦必结不紧也。”

在此插一句题外话。顾颉刚所谓“树帜西北农学院,往事可鉴”,指的是辛树帜为开发西北毅然辞去国立编译馆馆长之职,负责筹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后改称西北农学院),以对祖国、对农林专业的热爱和坦荡胸怀,短短三年多时间将之建设成为西北一所重点农业院校。可惜他1939年受到CC派系的排挤,被迫离开西北农学院。

国立编译馆迁至北碚后,改设人文组、自然组、教育组、教科用书组、社教用书组、总务组、大学用书委员会、翻译委员会。教科用书组由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的中小学教科书组、青年读物组扩充而来。梁实秋自称在中小学教科书组只是挂名,实际主持工作的是副主任李清悚。李清悚丰额广颐,蔼然敦厚,才华内蕴,曾任中学校长,成绩卓著。梁实秋赞他棋、琴、书、画无一不精,他则自嘲说:“你说琴棋书画么?琴弹得奇(棋),棋总是输(书),书有如画(涂鸦),画只是勤(琴)而已矣!”梁实秋曾感慨“事非经过不知难”,编辑中小学教科书需经过千锤百炼,越是低级的教科书越需要技巧。中小学教科书组于1941年编辑完成包括小学、初中语文、公民、常识、历史、地理等科目的“中小学各科战时补充教材”初稿,1942年并入国立编译馆后编审人员得以进一步扩充。1943年秋,全国中小学校开始统一使用由国立编译馆主持编辑的教科书。截至1947年,国立编译馆编辑完成国定本小学各科课本四十册,高小四十八册,初中三十九册,高中三十九册,师范、简师三十七册,以及农业、工业职业学校各科教科用书等。

国立编译馆社教用书组由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的民众读物组和戏剧组合并而成。民众读物组由王向辰主持,萧从方、席徵庸、萧毅武等人积极参与其间,分门别类编辑出版民众读物數百册,或激发爱国情绪,或阐述一般常识,或叙说名人轶事,或介绍科学新知。戏剧组也是人才济济,组长是赵太侔,组员中有赵清阁,还有姜作栋工花脸,林柏年唱小生,匡直擅长地方戏,马立元精大鼓等。据梁实秋回忆,社教用书组在北碚曾演过两次戏以劳军,一次是在露天的北碚民众会场,演出陈绵译的法国名剧《天网》,由张石流导演,梁实秋、王向辰、萧从方、沈蔚德、龚业雅出演。另一次是在北碚儿童福利试验区的大礼堂,北碚各机关以国立编译馆为首发起募款劳军晚会,一连两晚,盛况空前。编译馆演出评剧《九更天》和《刺虎》:《九更天》由陈长年主演;《刺虎》由姜作栋演一只虎,请国立礼乐馆的张充和演费贞娥。在演戏之前,要垫一段对口相声。老舍遂自告奋勇,并选梁实秋做搭档,两人合作演出了《新洪羊洞》和《一家六口》。

1938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第四部分“教材”中声称要“扩充国立编译馆,整理我国固有名著,并翻译各国代表作品,并从事编译各级学校教科书及教师所用之参考书籍”。为翻译各国代表作品,国立编译馆迁至北碚后增设翻译委员会,由梁实秋主持,吴俊升、邵鹤亭、潘洛基、杜殿英、瞿菊农等人为委员。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于1943年底加入翻译委员会,杨宪益直到晚年“仍保留着对编译馆的美好回忆”。翻译委员会视个人兴趣定翻译作品,唯一条件是所翻译作品必须是学术典籍或文学名著。经与国立编译馆馆长陈可忠、人文组主任郑鹤声反复协商,翻译委员会决定翻译《资治通鉴》,由杨宪益、戴乃迭承担,先后完成了《前汉纪》和《隋纪》两部分。翻译委员会还曾计划翻译文化史丛书,可惜后来仅由杨宪益、戴乃迭翻译出钱穆所著《中国文化史》、阎金锷所著《中国戏剧史》。曾跟随北大德文系教授杨丙辰学习德文的李长之,自告奋勇要从德文直接翻译康德的三大批判,梁实秋遂与之约定以十年时间来完成。李长之在烽火连天、生活困苦的情况下废寝忘食地翻译,遇到原文精彩且他自信所译足以传达原文之妙时,即喜不自胜地跑去读给梁实秋听。梁实秋如果没听懂,他就再读一次,非让梁实秋点头称许不可。遗憾的是,抗战胜利后李长之仓促离开编译馆,未能完成这项工作。

梁实秋主要是翻译莎士比亚剧作,杨宪益曾称赞他才华横溢,非常机敏,但并没有把学术工作当回事,翻译一部莎士比亚剧本只要十天工夫,译成后就再也不读手稿。梁实秋在北碚时还翻译了《咆哮山庄》、《西塞罗文集》等。梁实秋翻译《咆哮山庄》,与其时同在国立编译馆的方令孺有关。梁实秋与方令孺相识于1930年,共同任教于国立青岛大学。方令孺曾留学美国,侄儿方玮德是陈梦家的好友、闻一多的学生,方令孺得以与这些人相熟,虽不善饮,仍与杨振声、赵太侔、闻一多、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梁实秋等人凑成“酒中八仙”,两年间觥筹交错猜拳行令。1938年方令孺随家人避居重庆,任职于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迁往北碚后与梁实秋望衡对宇、朝夕相见。方令孺与梁实秋曾同住编译馆办公室的三楼,有一天梁实秋踱到她房中聊天,见她有一竹架的中、英文图书,遂从中拣出一本书翻看。方令孺感叹:“这是好动人的一部小说啊!”梁实秋就说要把它翻译出来,方令孺高兴地把书借给了他,他即在艰难而愉快的情形下译了出来,取名为《咆哮山庄》。赵清阁将之收入《黄河文艺丛书》,并将之改编为剧本《此恨绵绵》,由重庆的国立歌剧学校演出。

台静农于1938年避居后方,以沦陷区大学教授的身份在国立编译馆兼职,在白沙镇结识了陈独秀。陈独秀精通训诂音韵,打算以1932—1937年间在南京监狱中所撰《识字初阶》为基础,为小学教师编写有助于儿童识字的教科用书《小学识字教本》,欲借助台静农在国立编译馆工作之便帮他借书、油印、发行。台静农遂成为陈独秀与国立编译馆沟通的桥梁,1939—1942年间收到陈独秀书信百余封。在台静农的协调下,国立编译馆先后寄给陈独秀两万元稿费。1940年6月,陈独秀在江津城天天响警报、左耳轰鸣右脑阵痛的情况下,完成《小学识字教本》上册的编写,请台静农、魏建功随抄、随校、随改,前后持续近两年,使书稿更加准确完整。1941年10月11日,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写信给陈独秀,希望他将书名改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陈独秀则坚持己见。陈独秀于1942年5月27日去世后,国立编译馆将该书油印五十本,分送陈独秀友人及在学界小范围流传。

国立编译馆藏书丰富,1937年时已有藏书二万七千册。避居后方后,国立编译馆四处搜求图书,并于1938年秋接收了山东大学部分藏书和安徽大学全部藏书,至1945年底共有中外图书、杂志九万余册。抗战胜利后安徽大学复校,编译馆遂将所接管的一百三十三箱该校图书全部交还。杨宪益曾在编译馆图书室里花了很多时间阅读、做笔记,从而于1944—1946年间写出了约两百篇文章。他曾感慨,如果这个丰产期能持续得更久,他很可能成为一位历史学家,成为与中国古代史相关各种课题的权威。

人们在北碚的生活虽然清苦,但聚在一起谈诗论艺、切磋学术,别有一番热闹。梁实秋的“雅舍”就经常宾客如云,高朋满座。1939年秋,梁实秋与清华同学、时任经济部秘书吴景超、龚业雅夫妇在碚青(北碚至青木关)公路旁的一座山坡上买了一栋新建的房子。梁实秋以龚业雅之“雅”字为房子取名“雅舍”。梁实秋曾于1940年撰成《雅舍》一文,称“雅舍”在半山腰,距马路约七八十层土阶,“雅舍”共六间,梁实秋用两间,吴景超夫妇用两间,其他两间由编译馆其他同事居住,房客先后有许心武、尹石公、张北海、陈可忠等人。梁实秋爱热闹,龚业雅亦热情,因此,月明之夕或风雨之日,“雅舍”常有客到。《顾颉刚日记》1941年7月4日即曾记载:“四时,到北碚。冒雨至雅舍可忠寓所,与梁实秋及龚业雅(吴景超夫人)谈。”

“雅舍”的常客中有方令孺、赵清阁、老舍、顾毓琇等人。方令孺和赵清阁住在“雅舍”斜对面不远处的国立编译馆宿舍楼上,方令孺戏称自己的住处为“俗舍”。老舍于1943年夏天后避居北碚,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部主任,居住在蔡锷路四十四号(该院原是1940年林语堂所买,林语堂赴美后赠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距离“雅舍”仅五百多米;老舍夫人胡絜青1943年11月中旬携子女至北碚后,在国立编译馆找了事做。顾毓琇与梁实秋、吴景超、吴文藻是清华同窗,1923年8月与梁实秋、吴文藻、冰心等人同船赴美留学,1943年以教育部政务次长兼任国立礼乐馆馆长,与梁实秋常相往来。吴文藻与冰心虽住在离北碚几十里的歌乐山上,但搭朋友便车至北碚时总是到“雅舍”欢聚。据梁实秋回忆,有次冰心至“雅舍”欢宴后,在册页簿上题字,称赞梁实秋最像一朵花,受到顾毓琇的揶揄:“实秋最像一朵花,那我们就不够朋友了?”冰心随即改称梁实秋是一朵培植尚未成功的鸡冠花。数天后,方令孺无意间见到冰心的题字,不明就里之下题字称赞梁实秋“虽外似倜傥而宅心忠厚”,将梁实秋比喻为风流淡泊的梨花。

抗战期间,北碚各公共机构都奉命成立消费合作社,国立编译馆亦不例外。梁实秋因乐于交际,被推举为编译馆消费合作社理事会主席,龚业雅为经理。他们兢兢业业地办理政府颁发的米、油等配给物资,大家或持脸盆或拿铁桶或用枕头套前来领米,场面十分热闹。正所谓“为五斗米折腰,不得不尔”。大家亦自备大小形状各异的容器领油,偶有出入以致引起纷争,他们绝对容忍,只求息事宁人。梁实秋与重庆物资局的两任局长何浩若、熊祖同皆是同学,得以从物资局为编译馆购入布匹、牙刷毛巾肥皂等日用品,并请人到内江采购大批糖,“大为人所艳羡”。

1945年9月抗战胜利,避居重庆、北碚等地的机构纷纷复员。由于交通工具匮乏,经过长达一年的协商,国立编译馆人员于1946年5月才得以搭乘“怡康轮”启航返回南京。船上人满为患,又没有盥洗设备,卫生条件恶劣。更为不幸的是,机工加油时不慎将油泼出外面,由未熄灭的烟头引起燃烧,因风急浪大火势瞬间蔓延至“怡康轮”所拖木驳船,木驳船载有上海医学院公物二百二十二箱、私物一百二十八件,编译馆公物六十五箱(其中有三十七箱是图书)、私物十七件,全部烧毁沉没;十五名押运人员及眷属中,编译馆人员五死三伤。

“怡康轮”所载国立编译馆物品中有钱穆的《清儒学案》。蒋介石有意提倡宋明理学,下手令给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命重编宋、元、明、清四朝学案,由国立编译馆承担此任务。国立编译馆遂邀请陈训慈与李心庄合撰《重编宋元学案》、李心庄编撰《重编明儒学案》、钱穆编写《清儒學案》。钱穆立志要遍读清儒诸家文集,读完一集始撰一稿,绝不随便摘抄、草率从事。钱穆至四川省立图书馆借阅文集,还请彭云生代为搜购清代关学诸家遗书,日夜尽力撰写此书,终于编成孙奇逢、黄宗羲等六十四个学案,亲手抄写四五十万字。当时生活清苦,他没有找人誊写副本,直接将原稿寄给了国立编译馆。国立编译馆请柳诒徵加以审读,柳诒徵遂自1943年2月25日起逐日审阅,在日记中摘抄原书,添加批语,前后长达十二页,并写成《审查〈清儒学案〉报告书》,称《清儒学案》“体裁宏峻,抉择精严,允为名著”。编译馆于1945年6月出版了《重编明儒学案》(上、下册)和《重编宋元学案》(全四册),两书前皆有陈立夫的《重编宋元明清四朝学案序》。至抗战胜利还没来得及排印《清儒学案》,只得将之装入木箱运回南京。没想到装载有编译馆物品的“怡康轮”失事,《清儒学案》被烧毁。钱穆后来曾打算重写《清儒学案》,但因为没有精力且兴趣已转移他处而作罢。“怡康轮”所载国立编译馆物品中,还有杨宪益从牛津运回的六七大木箱书籍、一些衣服和老家照片。杨宪益认为这些物品被烧毁实在太可惜了,但仍很庆幸自己没有在那艘船上。

国立编译馆于1946年中秋节返回至南京天山路旧址,此时的编译馆有员工二百二十人。1949年初,馆长赵士卿不辞而别,国立编译馆召开职工大会,推举杨宪益为新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