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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年)》前言

时间:2021-10-24 09:47:38 浏览次数:

编者说明:《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年)》是沈志华、杨奎松等学者,历时五年收集、整理、翻译的大型资料丛书。这套丛书的价值不言而喻。此文是该书的前言,后一篇可以看做该套丛书的介绍和简要评价。丛书共15编,每编导论的作者既是译者、也是资料的整理者,从导论不难窥见每编的内容和轮廓。经沈志华教授同意,本刊将陆续选登各编导论,以飨读者。

[关键词]冷战史,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情报评估报告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14—0005—07

2004年10月,笔者和本中心研究员李丹慧、北京大学教授牛军到美国华盛顿“水门”饭店参加了一次特别的学术会议。此次会议由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委托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史项目(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主持召开,而参加者除了几位美国学者、两位俄国学者和我们4位外,大都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的官员、专家。新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出席了会议,著名外交家基辛格也到场做了演说。

会议内容是对当天解密的71件、共千余页中央情报局档案的价值以及意义进行讨论和评估。这些文件都是1948—1976年之间中情局收集的关于中国情况的情报以及对这些情报的分析和评估报告。会前一个多月,我们收到了这批当时尚未解密的档案,并按照要求分工写了4篇评论。会上,中、美、俄三国学者交换了对这批文件的看法,并向在场的中情局官员和专家进行询问。这批文件的解密及为此而召开的会议,可以说是美国在“9·11”事件后对情报机构进行调整的举动之一。中情局是美国最主要、最核心的情报机构,在如此重大的事件中受到各方面的质疑,是可以想见的,检验其历史上对华情报评估的结果也是一种办法。不过,对于冷战史研究,特别是我们中国学者的研究,这批档案的解密更有其特殊的意义。

回到上海以后,我们深感这批对华情报评估档案的重要,决定把收集、整理、翻译这类档案作为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的一项重大课题。2005年5月任务确定后,我们和当时正在中心做博士后的姚昱、詹欣、张民军三位年轻学者一起,开始全面收集这方面的资料。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们收集(复印或下载)了有关对华情报的美国档案6000余件,其来源比较复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纸质本档案集

①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ed.),Tracking the Dragon: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Dn Chi-na During the Era 0f Mao,1948-1976,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4.《追踪龙脉:美国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国家情报评估(1948—1976)》。

②State Department(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ol.XIV,China and Japan;1955-1957,Vol.Ⅲ,China;1958-1960,Vol. XIX,China;1961-1963 Vol,XXII,China,Korea,Japan;1964-1968,Vol.XXX,China;1969-1972,Vol.XVII,China,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5、1986、1996、2006.《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可见美国国务院官方网站(http://www.state.gov/r/pa/ho/)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网站(http://digicoll.library.wisc.edu/FRUS/)。

③Woodrow J.Kuhns(ed.)。Assessing the So-viet Threat:The Early Cold War Years,WashingtonD.C.: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1997.《评估苏联的威胁:冷战的早期岁月》。

④Dennis Merrill(ed.),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Washington D.C.: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98.《杜鲁门总统时期历史文献》。

2.缩微胶卷

①Paul Kesaris(ed.),CIA Research Reports China,1946-1976,Guide Compiled by Robert Lester,A Microfilm Project of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INC.1982.《中情局研究报告:中国编(1946—1976)》。

②Paul Kesaris(ed.),OSS/State Department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Repoas,Part Ⅲ,China and India,A Microfilm Project of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INC.,1977.《美国战略情报局,国务院情报与研究报告(Ⅲ):中国与印度》。

③Paul Kesaris(ed.),OSS/State Department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Reports,Part IX,China and India:1950-1961 Supplement.A Microfilm Project of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0f America,INC.,1979.《美国战略情报局/国务院情报与研究报告(Ⅸ):中国与印度(1950—1961年补编)》。

3.数据库

①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国家安全档案数据》,由美国ProQuest资讯公司出版。

②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DDRS),《解密文件参考系统》,由美国Gale公司出版。

4.专业网站

①中央情报局电子阅览室:CIA FOIA Elec-

Ironic Reading Room,http://www.foia.cia.gov

②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国际冷战史项目: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G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http://www.cwihp.si.edu

此外,还有大量零散文件是沈志华、李丹慧几年前在美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杜鲁门图书馆(Truman Li-brary)和香港大学主图书馆(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in Library)缩微胶片阅览室复制的。

收集工作大体结束以后,我们从这批档案中选出了560余件比较重要的文件,并开始组织整理和翻译工作。一年半以后,翻译工作初步完成,我们便以“美国对华情报评估:解密档案的整理与研究”为题,申请了2007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并获得批准(项目批准号:2007DTQ001)。重大课题专家评议组的专家、学者对本项目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意见,对此,我们十分感谢。

在介绍美国对华情报评估文件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交代一下美国的情报机构及其下属部门的功能,以便读者了解各个机构所形成的文件之分量和使用价值,从而能够在研究中更好地利用这些文件。

美国对情报工作的重视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战时设立了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战后不久,即1945年9月20日,杜鲁门总统发布第9621号行政命令,指示解散战略情报局,其中的研究和分析处(Research and Analysis Branch)、论证处(Presentation Branch)转归国务院,余者由陆军部接管。1946年1月22日,为了统一美国的情报系统,杜鲁门以信函的形式向国务卿、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发出了关于协调对外情报活动的指令,命令三者与总统任命的个人代表一同组成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Authority,NIA),并从各自所属部门抽调人员建立中央情报小组(Central Intelli-gence Group,CIG)。中央情报小组组长要在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指导和管理下履行以下职责:对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情报进行归类和评估,继而在政府内部适当地分发最终整理出来的战略和国家政策情报。期间,应充分利用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各情报机构的人员和设备;制订协调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各情报机构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活动的计划,并在确立确保最有效地完成国家情报任务的总体政策和目标方面向国家情报委员会提出建议;为了保证以上各部门情报机构的利益,承担起在国家情报委员会看来中央组织可以最有效地完成的多个机构共同关心的工作;履行总统和国家情报委员会随时可能赋予的与国家安全情报有关的其他职责。但是,中央情报小组不得行使维持治安、执法和保证国内安全的职能。而且,除非法律和总统指令批准,否则国家情报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小组不得在美国大陆及其属地行使调查权。次日,杜鲁门决定让悉尼·索尔斯(Sidney W.Souers)在确定中央情报小组组长正式人选之前临时担任中央情报小组组长,同时任命威廉·莱希(William D.Leahy)为总统在国家情报委员会中的个人代表。这一切标志着美国国家对外情报体制的初步形成。

1946年2月8日,国家情报委员会发布题为“中央情报小组的组织和职能”的第2号指令,规定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应向中央情报小组提供必要的人员。中央情报小组由中央情报小组组长、管理科(Administration Section)、中央报告办公室(Central Reports Staff)、中央计划办公室(Central Planning Staff)以及中央情报处(Cell-tral Intelligence Services)组成。当前,需要中央情报小组组长优先考虑的两项任务是为总统及国家情报委员会成员等人提供概括与国家安全和国外重大事件有关的重要发展形势的每日摘要(Daily Summary)并对现有的用于收集外部情报的设备设施的情况进行调研且提出适当的建议。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撰写具有时事情报(Current Intelligence)性质的每日摘要一直是中央情报小组中央报告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撰写国家情报评估居于其次。

1947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安全法》。法案规定,国家情报委员会解散,另外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面设立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中央情报局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导下履行以下职责:在涉及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政府部门和机构的情报活动的事务方面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建议;就协调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政府部门和机构的情报活动这一问题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建议;对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情报进行!联和评估,并利用现有的、适当的机构和设备在政府内部分发情报,前提条件是中央情报局不得行使维持治安、传唤和执法的权力,各部门和其他机构应继续收集自身所需的情报并对其进行评估、归类和分发,中央情报局局长有责任严守有关情报来源和获取方法的秘密,以防未经授权的泄密;为了保证现有情报机构的利益,从事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的由中央机构可以更有效地完成以上情报机构共同关心的其他工作;履行国家安全委员会随时可能赋予的与国家安全情报有关的其他职责。1948年,中央情报局将单独的中央情报局立法草案提交国会,但国会未来得及按程序对草案进行审议便休会了。1949年,中央情报局再次将草案呈送国会。6月20日获得通过,中央情报局法正式生效。该法案的主要意义在于赋予中央情报局不受相关法律法规的限制自由使用资金并按照预算局批准的数额与其他部门机构之间相互挪用资金的权力。

1947年《国家安全法》和1949年中央情报局法的通过一方面使中央情报局成为依法建立的机构,拥有了签约、财政和用人权,另一方面也充分保护了各部门情报机构的利益,将中央情报局置于由各部门首脑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之下,允许各部门情报机构继续从事原来的工作,且并未明确赋予中央情报局收集情报和采取秘密行动的权力。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中央情报局的权力和职能从此便一成不变了,因为1947年《国家安全法》规定中央情报局可以从事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中央情报机构能够更有效

地完成的各部门情报机构共同关心的其他工作,国家安全委员会有权随时赋予中央情报局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其他职责。

置于中情局之下的情报报告和评估办公室的关注重点依旧是当前问题,其评估报告本质上仍属于“局势报告”。1950年6月,中情局由于没有预料到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声誉扫地。10月,杜鲁门对中情局进行了重大改组,任命沃尔特·史密斯(Walter B.Smith)代替罗斯科·希伦科特(Roscoe H.Hillenkoetter)出任第四任中情局局长。一方面,10月20日情报顾问委员会建立了新的国家情报评估撰写机制:各部门情报机构提供与其关心领域相关的情报,中央情报局根据这些情报起草国家情报评估初稿,随后将初稿返回各部门情报机构征询评价和修改意见,继而在综合其他情报机构建议的基础上对初稿进行修订,并将终稿提交情报顾问委员会讨论。如果各情报机构之间的分歧无法得到解决,则在获得批准的国家情报评估中明确标明不同意见及其原因;一旦出现紧急事件,则召开情报顾问委员会特别会议,命令各情报机构代表立即起草国家情报评估初稿,并马上提交情报顾问委员会讨论、修改和批准。另一方面,11月13日史密斯撤销了情报报告和评估办公室,代之以国家评估委员会(Board of National Estimates,BNE),负责撰写国家情报评估(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NIEs)的工作。新的国家情报评估撰写机制的建立和中央情报局内部的机构改革使中央情报局真正获得了撰写国家情报评估报告的职能。此外,在20世纪50年代,来自情报顾问委员会的书面文件,特别是来自国务院情报研究所(of-rice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OIR)的文件,也颇为重要。情报研究所的贡献主要集中在所有评估及分析报告的非军事部分。那时,它几乎在全球的政治与社会情报以及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全部经济情报方面处于独占地位。惟其如此,除中央情报局的评估报告外,本书还选译了大量国务院的情报报告。

至20世纪60年代,中情局已拥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面向中国的情报机关。其中执行情报辅助功能的有如下几个机构:(一)联系情报收集与分析工作之间的部门是收集指导参谋部(Collec-tion Guidance Staff,CGS),负责向各情报收集部门提出要求。收集指导参谋部有4名负责中国事务的职员,他们每年下达或收回数以百计的关于中国的情报;(二)总务办公室(Office of Central Reference,OCR)负责文件的获取和分发,提供文件的检索和参考服务,以及外文资料的处理。总务办公室有66名全职员工负责中国事务,包括24名翻译与7名专家。他们每年获取和分发12万份文件,为8万份文件编索引,处理9.7万页中文材料,查找5400份文件。总务办公室的传记登记簿上有9万名中国人的卷宗,发行了几部传记出版物;(三)国外广播新闻处(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FBIS)负责国外广播的监听、翻译,并分发这些资料且加以分析。新闻处有52名雇员,包括5名分析家,对几百小时的中国广播(每年约10万次播送和评论)进行监听、宣传与分析。无线电宣传组(Radio Propaganda Di-vision,RPD)检查关于对外、集团内与国内事务的中国无线电与新闻宣传。对中文宣传的分析包括在无线电宣传组的两份期刊及其特别报告中,所有无线电宣传组的出版物都被分发给各情报机构及华盛顿的其他政府部门、,还要分发给美国大使馆和海外军事基地及某些北约和东南亚条约国家的政府;(四)国内联络处(Domestic Contact Service,DCS)负责从国内渠道(包括侨民)收集关于中国的情报以及获取和分析中文研究成果。在华盛顿总部,有3名全职的专题官员专门对中国问题进行研究,还有5名兼职研究员。此外,143名各领域的专家也在某种程度上从事与中国相关的工作。国内联络处每年出版数百份关于中国的情报报告,收集并分析无数的中国研究成果;(五)国防部情报局(DD/I)有136人在国家照片分析中心(National Photo-graphic Interpretation Center,NPIC)专门对中国进行研究。图像分析组(Imagery Analysis Division,IAD)按照中情局的要求,提供照片情报报告、大量的简报与其他服务。在1965年,图像分析组中的13名负责中国项目的全职分析员的成果几乎是图像分析组全部分析成果的1/5。图像分析组提交的数百份关于中国的报告,主要与军事事务相关。

负责情报撰写的机构主要有基本情报办公室(Office of Basic Intelligence,OBI)、时事情报办公室(Office of Current Intelligence,OCI)、研究和报告办公室(Office of Research and Reports, ORR)、国防部情报研究参谋部(DD/I Research Staff)与中情局——国防情报局联合分析组(CIA/DIA Joint Analysis Group)。基本情报办公室的职责是撰写关于中国的国家情报调查(National Intelligence Survey,NIS),这是某种基础或背景性的情报,包括各种来源的地理及相关环境的情报及情报地图。

时事情报办公室负责报告关于中国(除了纯粹的经济事务)的时事情报,也撰写关于中国的参考情报(即阐明当前发展的支挣性材料)、基础或背景性情报(国家情报调查的政治部分)及政治研究(例如关于持不同政见者)报告。时事情报大部分是由中国和亚洲卫星国组(China and Asian Satellites Division)撰写的,该组有11名负责中共事务的全职的跨组分析家,5名负责外交,3名负责内部形势,3名负责军事问题。而负责中国先进武器与空间计划时事报告的是时事情报办公室的军事组(Military Division),它有2名全职人员。时事情报办公室的中国报告有3种每日报告(时事情报公告、时事情报摘要和非正式的中国组出版物——中国焦点),2种每周评论(一种是各种来源的评论,一种是秘密层面的评论),1种每月政治报告(关于中国主要局势发展的时事情报办公室/中情局负责计划的副局长[Deputy Directorfor Plans,DDP]联合摘要),还有每月总计达数百页的多种特别备忘录与简报。时事情报办公室的研究成果直接送交美国各级政府。

研究和报告办公室负责有关中国的经济情报及中国军事计划的基础研究。该办公室的经济研究机构负责提供并协调来自各种渠道的有

关中国内地的经济情报。有关时事情况的研究包括继续探求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的经济恢复的前景、农业与粮食供应的问题、防务工业的状况、建设与运输的发展及对外经济关系。26名分析家完全或主要集中于中国事务,其中3人做时事情报报告,4人做关于农业的研究,10人做工业(包括国防工业),6人做建筑、运输和通讯的研究,3人做外贸的研究。研究和报告办公室的军事研究领域有5名全职和4名兼职分析家进行中国事务的研究,这些研究包括武器生产与发展、武装力量中的人力与资源的分配、军事组织的开支。

国防部情报研究参谋部负责政治研究,其4名中国事务分析家对中苏关系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国的外交与内政以及中国领导层进行深入的研究,以促进国家情报评估报告的撰写。

中情局——国防情报局联合分析组则关注中国军事力量发展的长期计划。

从我们所收集档案的形式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类别。第一类属于具体的各类情报或消息,大多是美国驻外使领馆或有关机构发回的电报或报告,其中包括很多道听途说的传言。这类档案在数量上占多数,不过,我们基本没有收入本文件集。第二类属于定期的或常规的情报综合分析,如国务院情报和研究署的“情报报告”、中央情报局的“国家情报评估”(NIE)等。第三类属于情报机构受命撰写的专题报告,一般是针对一些重大事件或问题专门向白宫和总统提交的文件,如中央情报局的“特别国家情报评估”(SNIE)。本文件集收入的大部分是后两类档案,特别是“国家情报评估”和“特别国家情报评估”。从1950年10月开始,这些评估最初是单纯以序列号的形式出现,例如NIE 1、NIE 2。但是为了更好地区分各个国家或地区,从1954年开始中央情--报局做了一些改变,变单个数字为三个数字,第一个数字代表地区(如13代表中国,11代表苏联等)、第二个数字是文件的序列号、第三个数字代表年代。例如NIE 13-2-62,表示这是1962年提交的关于中国的第二个文件。这一改变一直延续至今。

经过整理和编辑,我们把所选译的档案分为15编:

第一编:中国综合状况;第二编:中国内战;第三编:中国政治;第四编:中国经济;第五编:中国军事;第六编:中国外交;第七编:台湾问题;第八编:文化大革命;第九编:中苏关系;第十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十一编:中国与第三世界;第十二编:中国与朝鲜战争;第十三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第十四编:中国与南亚;第十五编:美国情报机构。每一编都有子课题负责人撰写的导论,介绍和分析本编的主要内容,并做必要的技术性说明。除了保留档案文件的原有注释外,为便于读者阅读,我们还增加了一些注释——译者所加为“译注”,校者和编者所加为“编注”。全书最后附有附录,列出了“外国人名译名对照表”和“专有名词译名对照表”,供读者参考。

在阅读这批档案文件时,我们感到有以下几点应该提请读者注意:

第一,关于情报报告和情报评估所依据的情报来源。我们通过2004年10月美国有关对华情报评估学术会议上对中情局官员的询问得知,他们的所谓“情报”,除了美国驻外各机构提供的信息或道听途说的消息外,主要来自在中国内地公开出版的报纸杂志和电台的广播(通过设在中国周边国家的监听站),利用职业间谍和高空侦察等技术手段得到的资料不多——有关这部分内容的情报来源一般都在档案公布时被遮蔽了。不过,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情报部门利用高科技手段(“科罗纳”间谍卫星和U-2间谍飞机)获取情报的情况有所增加——这一点,中情局的官员大概不愿意提起。此外,出席这次“水门”饭店会议的情报分析官员证实,为避免落入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圈套,美国情报部门当时基本不接受也不重视台湾情报机构收集的情报。因此可以认为,美国情报官员借以分析的情报资料及其结论,既有一定的客观性,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二,关于情报评估报告所依据的统计数据。既然情报来源都是中国公开的资料,那么其中的统计数据自然就是中国官方公布的。中情局的分析官员认为:“尽管这些数据常常由于没有独立资料而无法核实,但根据对目前可获得的独立资料和数据进行仔细核查和比较分析,可以说评估中的这些数据就是中共所掌握的基础经济数据,而且我们认为中共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夸大这些数据的必要。”但是,中国官方对数据没有进行故意修改,并不能证明这些数据本身就是准确的和真实的。这里的问题主要在于基层单位上报的原始数据“定义模糊”、“采集不足”,或者由于仓促上报、“计划成果汇报的压力以及为了支持某种政见”而采用了“不完整或选择性的数据”。虽然情报评估的作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他们没有其他的数据可供参考,也只能抱着“怀疑”的态度,以此为基础进行分析。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美国情报机构的分析和预测能力。

第三,关于这批档案文件的解密程度。按照保密要求,这些档案原本大多由低至高分为秘密、机密和绝密三个等级,就整体文件来说,目前已经解密。但是,其中也有一些文件的部分内容尚未解密,对此,我们在编辑时都加注予以说明了。研究者在使用这类档案时,特别是在引用未解密部分前后的文件内容时,应避免犯断章取义的错误。当然,美国档案的解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有些档案开始没有完全解密,但以后会逐步扩大解密内容(当然个别也有缩小的情况)。也就是说,在这里收录的少数档案中未解密的部分,将来很可能会陆续得到解密,这也是需要研究者密切关注的。

第四,关于这批档案文件的功能和作用。读者在阅读这些文件时,必须在头脑中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情报评估的结论或建议并不等于实际执行的对外政策。美国情报机构在印发文件时,经常在报告的首页提醒收件人注意文件的性质——只是情报报告,而非政府政策。中央情报局、国务院情报和研究署等重要情报机构所形成的文件,的确是美国核心决策层即白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但是,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并非都是外部信息和局势变化,在很多情况下,美国国内因素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了更重要的影响。而这些上交给决策部门的情报报告,其建议有的会被采用,有的会被部分采用,有的则可能被束之高阁。这也是2004年10月会议上,美国中情局官员在答复学者询问时讲述的情况。

第五,关于这批档案文件的使用价值。这里收集的“国家情报评估”和“特别国家情报评估”虽然都是中央情报局局长提交的,但参与评估的美国情报组织不仅有中央情报局,往往还有国务院、陆海空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原子能委员会的情报部门,并且最后得到了美国情报委员会的赞同。而参与文件定稿的经常有以下重要成员:国务院情报和研究署署长、陆军部负责情报的助理参谋长、海军部负责海军行动(情报)的助理参谋长、美国空军司令部负责情报的助理参谋长、联合参谋部情报局局长、美国情报局驻原子能委员会代表、特种作战部的助理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局局长、联邦调查局助理局长。因此,这些文件应该被看做美国情报部门和精英集体研究的成果。不过,正如许多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的,同一件档案文献或史料的使用价值,是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的。对于研究美国情报机构及其作用,研究美国外交决策者的信息来源及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研究美国外交决策的程序等,我们翻译出版的这些材料都是非常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但是,这批档案所反映的毕竟只是美国情报机构眼中的中国状况,而远非实际上客观存在的中国状况。因此,在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问题时,使用这些文件就必须考虑到其局限性。

第六,对于读者一般比较关注的问题一美国情报官员的这些分析、评估和预测是否正确、是否准确,我们在导论中自然也会给以适当评判。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我们把判断这些报告的结论正确或准确与否的关注点放在两个方面:中国总体及各方面的实际发展趋势;历史事件或过程的真实情况。也有两个方面我们基本不去涉及。其一,所有评估报告都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从美国的利益出发进行分析的,其理念、概念、观点、逻辑乃至用语都属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范畴,这是不言而喻的。对于这些,读者在阅读和分析文件时注意到就是了,而无需我们一一进行反驳,因为这里毕竟不是意识形态辩论和批判的场所。其二,在预测中国未来经济或军事实力变化前景时,如上所述,这些评估报告依据的都是当时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鉴于这些统计数字的缺陷自然会影响到评估的准确性,而目前很多方面(尤其是军事、科技)的统计数据中国官方尚未公布,所以目前很难对这些具体预测指标的准确与否进行评判。

[责任编辑:侯林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