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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子谔揭秘沙飞档案:沙飞创造的奇迹:《晋察冀画报》在硝烟中出版

时间:2021-10-25 10:00:54 浏览次数:

(一)

1939年元旦举办的“晋察冀摄影展览”的热烈效果,大大出乎沙飞的意料之外。这时他便想,晋察冀广大军民对于新闻摄影文化形式是如此的欢迎,换句话说,新闻摄影的宣传力量又是如此之巨大。如何突破“影展”的宣传面狭窄即其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呢?沙飞已经萌发了一个极其大胆的设想:办一份以刊载新闻摄影作品为主的画报。

在日寇频繁“扫荡”和我军民反“扫荡”的战争频仍的险恶环境下,在物质条件极其匮乏的艰难困苦中,要办刊登新闻摄影作品为主的画报极为困难——因办这样的画报,除了要有充足的经费和稿源的保证之外,最难办的,是须有比较现代化的印刷设备、高级纸张和制版用的各种昂贵稀缺的化学药物等。和掌握制版印刷技术的技术人员。以及供给他们进行制版印刷即生产的稳定安全的地理环境和厂房。这样说来,仅是最后一条,便使得沙飞要实现他所萌发的这一构想,毫不夸张地说,其难度不啻痴人说梦,异想天开!

然而,沙飞是一个一旦萌生了正确的构想,就要千方百计地实现它,虽百折而不屈挠的。

他首先将此构想和盘托出,征求了新闻摄影科副科长罗光达的意见,罗光达不仅表示同意,而且说他也有此想法。真是不谋而合!于是沙飞便将这个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可说是异想天开的大胆设想,汇报给军区政治部有关领导和聂荣臻司令员,不料却得到聂司令员的赞赏、鼓励和支持。显然,聂司令员不仅是率领千军万马、攻城掠地的军事帅才,同时也是部队文化建设和政治宣传的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

于是,说干就干,为了保证将来要办的画报有充沛的新闻摄影作品的稿源,沙飞在1939年便制订了《新闻摄影暂行工作条例》,以军区政治部的名义颁发执行,使军区政治部所辖的各军分区新闻摄影工作,纳入了制度化、普及化和讲求新闻摄影时效性的有序轨道,以适应办画报的首要需要。

稍后,沙飞便明确地将筹建画报纳入新闻摄影科的议事日程。并且明确了他和罗光达的分工:沙飞负责筹建画报编辑部和领导全区摄影工作;罗光达分管印刷厂的筹建。着重解决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问题。

筹办画报的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书写了一部从无到有的艰难草创的画报史。

1940年8月,罗光达同志在百团大战正太战役娘子关漠河滩战斗中采访时,偶然碰上来前线劳军的五专区宣传队的康健同志,交谈中得知他懂照相制版技术,罗光达非常高兴,便把沙飞科长要筹办画报的设想告诉康健,并请他一起参加筹建工作,他欣然接受。战斗结束后,他们两人一起回了军区,随即由沙飞报军区政治部为康健补办了调动手续。

康健原是北平故宫博物院印刷厂制版技术工人,在学徒期间刻苦自学物理、化学和外文,不仅能全面掌握制版印刷技术,而且在理论上也有一定修养,特别是对制版所用各种化学药品的性能和成份都比较熟悉。

沙飞和罗光达先请康健画图,让木匠帮助制作照相制版机,又请他开列制版、印刷所需药品和各种设备。然后由罗光达、康健一起到军区卫生部、后勤部、军工部、《晋察冀日报》社和其它有关单位请求帮助解决,各单位对筹建画报社工作都非常支持。只要他们有的就慷慨支援,没有的还答应设法帮助购买。

10月,罗光达和康健在阜平城一个群众集会上又遇到在大会上拍照的边区银行的刘博芳。他原先也是北平故宫博物院印刷厂的制版技工,是康健的师兄弟。他接受罗光达的动员,也愿意参加画报筹建工作。随后沙飞、罗光达又向军区领导建议,把罗光达上年到平西挺进军采访时了解到的,有一部分闲置不用的准备印制钞票的机器和从北平出来的一批技术人员调来,军区领导接受这个建议,向平西发出了商调公函。

1940年冬,日寇调集数万兵力向晋察冀边区进行残酷的报复“百团大战”的“扫荡”,摄影科随军区由靠近平汉线的唐县转移到冀晋交界的平山,刚刚开始的画报筹建工作,由于环境恶劣遂告辍止,直至1941年1月底方赓续开始进行。

聂司令员听说筹备画报急需要照相制版机镜头,便把自己指挥作战使用的望远镜送来让沙飞、罗光达试用,经试验,不能聚焦成像。为难之际,适逢刘博芳调来。他还把他1939年来根据地时从北平带出来的一个照像制版机8吋镜头和一块网目都带过来,这真是雪里送炭,解决了一大难题。刘博芳同志不仅精通全套照相制版技术,对机械安装也很内行。他来以后首先用黑布做成了照相制版机的皮老虎——伸缩腹腔,把它安装在康健设计的制版机木架上,做出了第一台土造照相制版机。随即到支角沟军区印刷所试制铜版。印刷所的主要任务是的《抗敌三日刊》,设备非常简陋,连排字的条件都没有,文字全靠手写。所长裴植是新调来的原五分区的总务科长——从北平投奔根据地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爱好文学和摄影,对画报工作给予了物质上的大力支持。制版试验工作在沙飞的领导下由刘博芳、康健两人具体实施;前几次试验,并不成功。聂司令员看了却很高兴,嘉勉有加,同时又指出技术上的缺点。后经反复研究、循序改进,试验进行到十来次时,终于喜获成功。

1941年4月14日《抗敌三日刊》第四版正式刊登了第一次试验成功的铜版照片,周郁文拍摄的《边区人民反对反共内战》。这是晋察冀媒体发表的第一幅新闻照片。4月17日《晋察冀日报》也开始刊用摄影科提供的铜版照片,这一天一次就发表了沙飞、罗光达拍摄的新闻照片三幅,从此两个报纸连续不断以铜版照片作插图,一年内发表照片近百幅。

新闻照片在报纸上出现以后,在边区各界引起很大轰动,群众纷纷订阅报纸,使宣传工作获得很大效果。解放区广泛流传着引为自豪的这么一句“口头禅”:“陕甘宁的广播,晋察冀的铜版”。这是八路军在宣传工作上的两大创造,两大法宝,是敌后新闻出版事业走上新阶段的可喜开端。

(二)

1941年5月,军区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召集沙飞、罗光达、裴植、赵烈等同志开会,正式宣布成立画报筹备组。军区印刷所划归筹备组领导,由沙飞全面负责。裴植担任党支部书记,集中全力筹办画报。朱主任还表示。筹办画报的一切经费都由军区解决。在尽量节约的原则下。需要多少就给多少:人力方面,需要什么样的人就调什么样的人……。在领导的关怀与支持下。画报筹建工作更加紧张起来,摆在眼前的最大难题仍然是器材问题,照相制版设备和技术人员虽得初步解决,但没有大张的进口铜版,没有高级纸张、高级彩色油墨和印刷机器与技术人员仍然出不来画报,按着原来分工罗光达同志继续抓设备器材,他到平西调整来一批制版、印刷机器和其它材料,其中有克罗甸等贵重药品:在呂正操司令

员、程子华政委的支持下,他们还曾到冀中采购过印刷物资。沙飞一面选调下部筹建编辑部,一面外出采访,为画报准备摄影稿件。6月份还协助“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支部编辑出版两期《解放画刊》。7月又和赵烈一起开办摄影训练班,培训摄影队伍。八月开始秋季反“扫荡”,画报筹备工作再次被迫停止。沙飞、赵烈、张进学等同志分头带领摄训队学员到五台、灵邱、涞源等地一面打游击,一面采访,直到11月敌人的“扫荡”被粉碎后才返回来。

1942年1月聂荣臻司令员、朱良才主任、潘自力部长召集沙飞、章文龙、赵启贤、唐炎等同志在陈家院军区司令部开会,具体研究画报的编辑方针、任务和创刊号以及编辑计划。聂司令员明确指出,办画报就是要把边区抗日军民对敌英勇斗争的光辉事迹真实地报导出来,鼓舞人民勇敢的斗争。同时要把我们的正义事业、斗争事迹告诉边区以外的人。争取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对我们的支持。我们的画报要面向全中国全世界。

会后大家立即行动,沙飞负责选择照片,章文龙到边区文联、美协、联大文艺学院、西北战地服务团、抗敌剧社、晋察冀日报社等单位组织文艺作品,唐炎组织美术稿件,赵启贤整理现有的底片资料,并协助沙飞选稿。在画报编辑过程中,又不断传来好消息:军工部特为印刷铜版画报赶制的一台八页机已经造好,沙飞马上派李遇寅同志到唐县把机器运回来:邓拓派人把晋察冀日报社支援的一套铅字,连木架一起送上门来。随后又支援一批排字和印刷工人。

2月初由平西上调的7名技术人员来到军区,大都是精通制版印刷业务的技术人才,还有一名高级技师,这了位技术人员是:有专擅制版的杨瑞生、有精通石印的高华亭、有通晓铸宇且能操刀刻字的徐复森、有掌握全面技术的王丙中、有精擅凹印技术的周士禄、有铅印经验丰富的马子明,还有一位曾在燕京大学艺专任美术讲师。通晓英、日两门外语,对照相制版和印刷机械制造原理均有深入研究的何重生。

(三)

1942年5月1日,《晋察冀画报》社正式宣布成立,军区政治部任命沙飞为主任(社长)、罗光达为副主任(副社长),赵烈任政治指导员。下设编校、出版、印刷、总务四股,出版、印刷股下又分制版、石印、铅印、排字、装订、刻字、铸字、誊写等组,沙飞兼任编校股长,编辑、摄影记者有章文龙、赵启贤、唐炎,徐飞鸿、杨国治、白连生、张进学、裴植等。李遇寅任总务股股长,刘博芳、王丙中任出版股正副股长,张一川任印刷股长,杨瑞生、康健任制版组正副组长,彭启亮任铅印组长,侯培元任排字组长,吴云吉任装订组长,徐复森负责刻字铸字,何重生担任制版、印刷总技师,全社共计100余人。

为了安全生产,画报社由支角沟迁往西边山区更隐蔽的碾盘沟。画报社一到碾盘沟,这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立刻变得热闹活跃起来,老乡把房子尽量腾出来给画报社住,画报社同志又自己动手把被日寇烧毁的房子、牛羊圈用木棍柴草压盖起来当作制版、印刷、排字、装订、铸字的车间厂房。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很快把一切工作准备就绪。一个在当时说来设备算是比较完善,且初具规模的画报印刷厂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为了让边区军民早日看到第一本《晋察冀画报》,沙飞提出了在“七·七”拿出画报,要为抗战五周年献礼的战斗口号,大家坚决响应号召,全社同志紧急动员起来,以冲锋陷阵的姿态投入紧张的战斗。沙飞亲自参加第一期画报的选稿编辑工作,有些内容缺少。他马上组织记者或亲自出马拍摄,创刊词和主要文字介绍由文艺编辑章文龙编写,并请邓拓同志撰写了长篇文章,徐飞鸿同志设计了封面,内页版面由赵启贤、唐炎一起安排设计。因为时间紧,任务重,生活又非常艰苦,沙飞累得咯血,他怕影响大家工作情绪,一直不告诉别人;章文龙、赵启贤身体本来很弱,因工作过度劳累也病了,他们同样不把累病的事告诉别人,硬是咬紧牙关继续坚持,这样的事例还有不少。

画报编完后,根据聂司令员的指示。文字说明还要译成外文。沙飞从外单位请来刚从北平奔赴边区的辅仁大学的学生刘柯、李伧作翻译,还请新来边区的国际友人、原北平燕京大学物理系主任班维、原燕京大学经济学导师林迈克帮助修改校对润色,使译文达到“信,达,雅”的高水平。(只创刊号加外文,二期以后未用),画报稿子。最后都经聂司令员、朱良才主任、潘自力部长亲自审定。发稿时,照片由张进学放大,用的即是白求恩送给沙飞的那台珍贵的放大机。因无电源。沙飞把它改成日光放大机。又用黑布做了两个轻便简易暗室。一个放大,一个显影定影,因放大纸型号不全,有些底片就用软硬相宜的印像纸放大,放一张八时大小的照片,曝光时间要一个小时以上,他克服困难。连日苦战。保证了发稿任务按时完成。

突击印刷画报的时间正处在炎热的夏天,在用羊圈改成的照相制版暗室里,密不透风,燠热难耐。暑气蒸腾,腥膻塞鼻!在里边工作一天,连热带薰。有的同志呕吐,有的甚至晕倒,但大家发扬了极度吃苦耐劳的精神,坚持不懈地战斗。印刷车间的同志,为了赶印画报。除了白天加紧生产外,还在晚上点上汽灯、油灯加夜班,天天干到深更半夜,有时甚至是通宵达旦。他们看到画报由自己亲手一页一页地印出来,看到经过自己汗水浸渍过的辛勤劳动成果。都感到莫大的欣慰和快乐。

画报社驻地碾盘沟,离敌人据点只有三四十里地,可谓近在咫尺。为预防敌人侵扰破坏。一面抓生产。一面还得抓战备,派人到山上找洞,自己挖洞。经常是一有情况,闻风而动。得赶紧把制版印刷物资坚壁起来;敌情过去。再把机器背、扛出来,组装起来,继续生产。《晋察冀画报》就是在这样极端艰难困苦、险恶紧张的战斗环境中印制出来的。

1942年7月1日,在党的生日这个光辉节日里,沙飞领导的《晋察冀画报》社装订出第一本《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向党献礼;在7月7日抗战五周年纪念日。又把1000本画报全部装订出来,为抗战五周年献礼。他们用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当初被人们说成是“异想天开”的沙飞的大胆构想,现在变成了活生生摆在面前的客观现实。这个难以想像的奇迹,终于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出现了!

在《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出版的这天,画报社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军区政治部朱良才主任、潘自力部长亲自参加了庆祝会,并讲了话,传达了聂荣臻司令员对画报社的表扬,边区政府给画报社颁发了奖旗、奖状。在联欢晚会上画报社全体同志纵情歌唱了由章文龙作词、赵烈作曲的“晋察冀画报社社歌”。歌词如下:

我们是文化艺术的劳动者,/我们是思想战绩的战斗员,/我们用双手、大脑劳作,/我们用笔杆,

机器作战。/生产精神的食粮,/制造文化的枪弹。/开辟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田园,/劳作啊!/从日出东山到星光满天,/战斗啊!/黎明冲破了黑暗,/我们的歌声飘扬在太行山。

创刊号画报用晋察冀军区名义出版,《晋察冀画报》社编辑印刷。十六开本。共96页。用瑞典木造纸印刷。这期画报比较全面地报导了晋察冀边区五年来的战斗和建设情况,有八路军初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各种战斗,收复涞源、蔚县、喜峰口、平型关、紫荆关、插箭岭、妙峰山、西斋堂等城镇要隘:有著名的几次大战役——黄土岭大战、大龙华战斗、百团大战、陈庄大战等;有子弟兵生活,狼牙山五壮士、群众支前、青年参军、军民关系、生产运动、民主建设;有敌寇暴行、八路军优待俘虏;还有艺术、教育、出版事业的发展;有外宾来访边区、日人反战同盟支部活动:还有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在边区的各种活动:有聂荣臻将军营救日本小姑娘美穗子的珍贵镜头。封面《塞上风云》(1937年向长城内外进军的杨成武支队)、封底《沙源铁骑》(1937年10月向冀西挺进的八路军115师骑兵营)都是沙飞同志拍摄的。五色套版精印,全本画报共发表新闻照片150幅,沙飞一人的作品有82幅,罗光达的作品18幅,1938年以前的照片全部是沙飞拍摄的,这期画报的摄影作者还有吴印咸、石少华、周郁文、叶曼之、李鸿年、吕正操、杨国治、刘博芳、杨伯坚、赵烈、叶仓林、张进学、王君、流萤、夏风等。沙飞为避一人发表照片太多之嫌,给外界造成摄影记者太少的印象,故采用了如下笔名:眼兵、孔望、路涛、白桦、静子、秋子、红叶、黄芬、浪花、刘定、白婴、莫譙、丽陵等(以后还用过宋山等笔名),有些照片没有署名。

除照片外,还发表了一批文学、美术作品,其中有邓拓的《晋察冀的舵师聂荣臻》长篇文章,(用笔名萧斯发表);有周游、蔺柳杞的报告文学《冀中宋庄之战》、《客人》;有田间、鲁黎、任清的诗《出击正太战役诗抄》、《同志的枪》、《我们是夜班》;有丁克辛的墙头小说《出奔》,刘道生的战斗通讯《漠河滩的英雄》;还有沃渣的木刻《八路军铁骑兵》、徐灵的木刻《日兵之家》、李劫夫的四幅漫画《如此扫荡》等。

军政首长和部分外宾给画报题了词,都用毛笔书写。

聂司令员的题词是:

“五年的抗战,晋察冀的人民究竟做了些什么?一切活生生的事实都显露在这小小画刊里,它告诉了全国同胞。他们在敌后是如何的坚决英勇保卫着自己的祖国:同时也告诉了全世界的正义人士,他们在东方在如何的艰难困苦中抵抗着日本强盗!”

《晋察冀画报》创刊号于1942年7月7日抗战五周年纪念日正式出版后,立即用各种方式,冲破敌寇重重封锁,把画报送到延安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大后方重庆,委托国际友人和其它关系转送国外,同时分送边区党政军民各单位(地方发到县、部队发到连)及邻近的兄弟解放区。此外,还由晋察冀边区新华书店、延安新华书店公开出售(由于远远不能满足要求,又再版一次)。画报送到各地后,在边区内外引起普遍欢迎、极大重视和广泛影响。许多报纸发表文章对画报进行评论赞扬。

画报出版后,《晋察冀日报》又以“文化的鲜花”为题发表文章,详细介绍《晋察冀画报》出版的经过,并赞扬说:“这样的画报,在抗战五年的中国从来是罕见的。尤其是诞生在这样艰苦残酷的敌后,诞生在这样荒凉偏僻狭窄的山沟里,不能不算是一件惊人的奇迹!”

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文健的一篇文章说:“这样华丽的画报,竟然是在敌后那样艰苦战斗的地方出版的么?当我们看到晋察冀画报的时候。不能不大吃一惊,它叫我们珍贵,叫我们再三翻阅,不忍释手,对着那五彩套版的木造纸封面一再凝视。……这本画报使敌战区和国统区的人民也受到了教育和鼓舞。”

《晋察冀画报》发到部队,指战员把它当作珍贵的活教材。给战士宣讲,在战地组织传阅。并把它作为重要文件交专人认真收藏。特别是上了画报的部队,更受鼓舞,感到无上荣耀,一致表示要更勇敢的杀敌。多打胜仗。为人民立功。有一次冀中七分区武工队到游击区征集公粮,开始群众信心不大,当武工队把《晋察冀画报》创刊号拿出来进行宣传后,群众一下就交公粮两万多斤。

画报发到地方,同样受到重视欢迎。县上召开会议,把《晋察冀画报》作为重要文件进行阅览学习讨论。1942年秋,阜平县在进行扩军工作时,开始遇到困难,收到《晋察冀画报》创刊号以后,拿上画报在群众中进行宣传,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当指着画报上的照片,讲完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后。当场就有两名青年报名参军。在完成扩军任务中,画报起了很好的宣传、推动作用。

《晋察冀画报》传到北平、天津、保定等敌占城市。由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在工人、学生中秘密组织传阅,他们看到解放区军民斗争的胜利,更增强了抗战胜利的信心,有些进步青年受到画报影响后,离开了敌占城市投奔到解放区。 《晋察冀画报》、《解放画刊》和其它宣传品深入到敌人的据点,有些厌战的日本士兵受到正义感召,带上画报向八路军投诚;有些受骗伪军,受到教育、弃暗投明,逃出据点,投降八路军。敌寇为之惊慌不安。

《晋察冀画报》不仅在解放区在国内受到欢迎,在国外也产生一定影响画报向外转送的国家有苏联、美国、英国、菲律宾、印度、越南、新加坡、暹罗——泰国的旧称,等,争得了反法西斯盟友和海外侨胞的同情与支援。据一位美军观察组人员说,他们来中国之前,偶然的一个机会,使他看到一本《晋察冀画报》,才知道在华北侵华日军的后方有一块八路军的根据地。来中国之后主动要求到这块根据地视察,亲眼目睹了这里的一切,感到这一切真是了不起的奇迹!

42年后的1984年,聂荣臻元帅在《聂荣臻回忆录》中,给予《晋察冀画报》以很高的评价。他写道:“《晋察冀画报》既朴素、又美观,办得很出色,在山沟沟里,能够出版这样的画报,曾使许多外国朋友深感惊讶!”

在当时,党和聂荣臻司令员给予这个创造了“曾使许多外国朋友深感惊讶”这一奇迹的沙飞极高的评价,成为党组织批准他加入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条件。从而实现了他多年梦寐以求的热切愿望。